大国的兴衰起落是经久不息的话题，人们总喜欢探讨其战略成败，将国家的命运系于一时一事的决策。这种叙事很有史诗魅力：一个国家之所以崛起或衰落，是因为其统治者在某些关键的战略节点上做出了高瞻远瞩或糊涂一时的决定。
但是，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大国的兴衰往往蕴藏在制度、综合国力和国家发展路径上。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就是从国家宏观力量和配套制度的角度分析探讨大国的兴衰起伏，而在更充斥学术气息的领域，查尔斯·蒂利等关注国家理论的学者关注国家能力的建构和模式，推崇英国、法国式综合了资本汲取和国家强制能力的国家形成路径，认为大国崛起的密码蕴藏其中。
政治学者喜欢关注成功案例，因为成功案例能够给出有解释力的、可供比较的结论。而失败案例则只能成为缺省项，成为被对照的目标。这进一步强化了欧洲近代国家中英国和法国两个案例的重要性。其中，英国因为对工业革命的领导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逐渐被视为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现代化案例。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光荣革命为英国奠定了能够同时维护产权和保障市场秩序的权力平衡体系，从而鼓励了私人投资并促进增长。国家形成理论的研究者认为英国采取了正确的国家建构路径，通过设立议会监督行政权而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融资能力，从而得以在18世纪战胜其主要对手主导海洋。此外，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英国采用了理智且谨慎的外交策略，维持了欧洲的势力平衡（所谓“均势”），以离岸平衡政策维护了英国的霸权。
这些评价都更加关心英国政策整体上的成功一面。事实上，英国在历史上的成功甚至引起了一种非理性的观点，认为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有更长远的战略智慧，或认为英国的议会制度有利于培养更具有高明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因此，英国的外交史就是在稳重和理性的思考下实现的、有助于英国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史。这种辉格史观虽然已经在历史学界被彻底批评和修正，但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在民间的历史爱好者中挥之不去。英国是否真正存在一套自洽、稳定、高明的“战略规划”，并坚持实施离岸平衡的均势政策，一如既往地巩固英国的外交利益呢？
北京大学副教授梅然的新作《不列颠大战略的神话》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结合英国的政治史和经济史，全面梳理了英国从莱茵行宫选帝侯王位继承战争到一战前的外交史，分析了英国在近代战略中的十一个战略目标，详细讨论了均势外交和离岸平衡在英国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拆解了英国存在一套高明、自洽、连贯的均势外交战略的神话，还原了英国真实的近代外交史：一个存在笼统、宏观的长远目标，但也被国内政治氛围、王朝利益、政治家的个人野心和短期目标与错误信息所左右的外交过程。
撰文｜王子琛
《不列颠大战略的神话》
作者: 梅然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2025年5月
内政、低地与汉诺威：
辉格神话与不稳定的汉诺威君主制
“光荣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在莱茵行宫选帝侯王位继承战争发生的背景下改变英国政权和其外交倾向的战争。从“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的本义来说，其意指星体旋转一圈后回归原位，正如英国国教徒精英希望英国政治回到斯图亚特王朝导致的变异之前的原位，亦即君主权力受到国会制约的状态。所谓光荣革命的起因并非制度史学派所关注的限制英国王权的努力。事实上，查尔斯二世复辟之后，在避免天主教徒约克公爵（亦即詹姆斯二世）继承权问题的“排斥危机”中事实上加强了君主权力。议会在1677—1681年多次集会尝试废黜约克公爵的继承权，但在约克公爵允许其女儿玛丽嫁给新教领袖、荷兰执政威廉后，查尔斯二世逐渐挫败了议会的权势，并在无议会状态下度过了其统治末期的三年。在这一期间，英国民众越发拥护查尔斯二世，以致他得以恢复约克公爵的继承地位。议会和英国精英阶层并未因为查尔斯二世扩张王权而发起叛乱。
约克公爵在1685年加冕为国王詹姆斯二世，他的统治起初得到了英国精英阶层的接受。他仍然是一个公开的天主教徒，没有像兄长查尔斯二世一样改宗圣公会。国教会精英默许了这一事实，寄希望于詹姆斯二世没有子女，使得其长女玛丽公主能够继承王位。然而，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6月诞下其长子詹姆斯，使得又一个天主教徒将成为王位继承人，致使许多信奉国教会的托利党人放弃了幻想。此外，詹姆斯二世强制颁布第二次信仰自由宣言，试图授予天主教徒平等的政治地位，也使得圣公会政治精英不再容忍这位国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光荣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政治革命，不如说是英国国教徒精英维持宗教特权并拒绝授予天主教徒平等权利为初衷的宗教冲突。“光荣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不允许天主教徒获得与国教徒平等的地位，并阻止天主教徒成为英国国王。
辉格史观将光荣革命建构为英国政治的根本性转折点，忽视了1689年的《权利法案》实则只是为了避免查尔斯二世晚年和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对国教会造成的威胁。国教徒精英始终关切的都是避免一位天主教徒重登英国王位，这种愿望使其通过了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法案禁止一切天主教徒和以天主教徒为配偶的人登上英国王位，这导致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结果：国教徒精英一方面坚决捍卫君主制，以避免克伦威尔时期混乱且暴虐的共和制记忆，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对君主制而言至关重要的“正统原则”。《王位继承法》迫使玛丽女王的妹妹安妮女王去世后，王位继承权通过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英国君主詹姆斯一世的女儿索菲传给了汉诺威选帝侯格奥尔格·路德维希，使其在1711年成为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在人生的五十余年中从未踏足于英格兰。他成为英国国王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是英国王位继承顺序最靠近前端的新教徒。
《威廉与玛丽接受权利法案》（1902年）。
由于越过了一系列更加合法的继承人，乔治一世和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固的。在王室继承问题上更保守并坚持正统原则的托利党人认为詹姆斯二世的子女在继承顺序上更为优先。许多托利党人坚持认为詹姆斯二世之子，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为英国的合法君主，使得他有能力在法国和教廷的支持下在英国国内发起一系列叛乱。面对这种威胁，乔治一世不得不与辉格党人罗伯特·沃波尔合作，努力压制托利党人。沃波尔的辉格党长期政府和其作为内阁领袖对行政权的控制，半数是出于乔治一世与辉格党人的彼此需要，半数出于乔治一世不懂英语且对英国事务并无兴趣。沃波尔的政权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政府，而是依靠腐败、卖官鬻爵和建立恩庇侍从关系而维持。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梅然教授强调英国始终将内政（对汉诺威君主制的维护）、低地和汉诺威视为其重大利益关切。在整个18世纪，英国都致力于避免王位觊觎者对君主制的威胁，仅在这种威胁逐渐削弱后才逐渐授予天主教徒相对宽松的地位。由于法国很容易通过低地入侵英格兰本土，或支持王位觊觎者的计划，因此英国从莱茵行宫选帝侯王位继承战争到拿破仑战争都将低地视为核心利益。甚至在法国已经明显不可能通过低地威胁到英国本土的19世纪，英国仍维持了对低地的关切，直到1914年阿斯奎斯内阁在自由党多数派反对参与欧洲战争的情况下，以德国入侵比利时为由将英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对汉诺威的关切多出于汉诺威君主们的需求。乔治一世和他的儿子乔治二世都关注其在汉诺威的利益，美国独立之后，乔治三世更是有过放弃英国王位而专任汉诺威选帝侯的想法。在君主的影响下，英国议会不得不宣布英国将努力保卫汉诺威的利益。事实上汉诺威无论是对于欧陆均势还是对于英国利益都毫无价值。促使英国在外交条约中宁可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也要保障汉诺威独立和汉诺威利益的正是汉诺威王朝的利益。因此，恰恰是光荣革命的辉格神话事实上奠基了英国外交上的第一个困局：他们不得不保卫脆弱的汉诺威君主制，使其在欧洲大陆的主要竞争对手可以更容易地威胁英国本土，并为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小国承担额外的义务。
《干草车》，约翰·康斯太勃尔，1821年。
海权、殖民与经济：
孤立主义、蓝海主义与七年战争
一种非常传统的观点认为英国在18世纪的外交成功来自其精明的均势战略和离岸平衡策略，这赋予英国以更好的陆上投入换取海上自由行动的空间。辅以英国财政上的成功，这种巧妙的均势使其可以击败体量远超英国的法国，成为霸权国。梅然教授剖析了均势政策与英国其他外交目标可能存在的抵牾，强调均势政策并非始终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第一选择，在18世纪的多场战争中剖析了英国战略上的失误。
由于写作方式的编排，梅然教授更多关注外交史，客观地陈述了英国外交决策逻辑中与均势目标相悖的地方，穿插地阐述了英国在沃波尔时期、奥地利继承战争时期和七年战争时期的一系列无利于欧洲均势的决策如何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利益，英国对海权、殖民地的关注如何系统性损害了欧洲均势。我们的书评则可以结合更多欧陆视角来系统性回顾这一问题。梅然教授关注到英国的孤立主义和蓝海主义的影响，前者反对英国过度置身于欧洲事务中，认为英国应当尽可能避免欧洲的争霸战争，依靠其优越的地理地位确保本土的和平。后者则认为英国的核心利益在于海军，只要通过控制海洋和关键的商路节点就能确保足够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两种意识形态结合了英国关注的另外几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梅然教授将其总结为经济、海权、殖民与商路。这使得这些目标足以与所谓的“均势”目标形成抵牾和制衡。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末期，英国就因为公众对投入欧洲战局的厌恶而越发支持和平与孤立主义。托利党人的崛起促使英国在1713年签署《乌得勒支和约》与法国单独媾和，使得皇帝卡尔六世对此愤愤不平。这一议和也体现出即便在所谓“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行政权，尤其是军事和外交权力仍明显掌握在君主手中。议和是安妮女王的个人倾向所致，在英国国内招致了大量的批评。随着乔治一世在1714年登基，托利党政府迅速在乔治一世的不信任下垮台，签署《乌得勒支和约》的主要人员甚至因叛国罪被追究责任。英国退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确保了其经济、殖民、商路和海权方面的利益：和约迫使法国将纽芬兰和阿卡迪亚等殖民地交割给英国、让英国夺取地中海门户直布罗陀、授予英国在西班牙属美洲出售黑奴的垄断权，使得英国获得了丰厚的殖民地、商路与经济利益，确保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同时又让英国不至于继续卷入欧洲大陆的事务中。
《宠儿》剧照。
这看似满足了英国短期的战略利益，却使奥地利的卡尔六世感到愤愤不平。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英奥关系始终不够稳定。然而，如果从维持欧洲均势的角度考虑，奥地利和英国是最天然的盟友。损害英奥关系也意味着英国将在对抗法国的霸权时放弃一个有力的陆地强国。罗伯特·沃波尔政权，如前所述，是一个腐败且专制的政权，依靠君主的信任、卖官鬻爵和对地方郡长与议员的恩庇关系而生存。沃波尔本人长期控制权力，并持有孤立主义的观点，对欧洲大陆的事务漠不关心。事实上，相比沃波尔本人，国王乔治一世更关心欧洲事务，因为他更关心汉诺威的利益。1733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沃波尔声称英国对奥地利的同盟义务是防御性的，而奥地利首先入侵了波兰，因此英国不对奥地利承担军事义务。这使得奥地利在军事上受到重大的挫败，丧失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并被迫出让帕尔马公国。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使得法国重新以欧洲强国的身份回到欧洲国际舞台中，沃波尔和英国国内的舆论对此漠不关心，反而于1739年因为英国无法维系1722年《塞维利亚和约》中对西班牙负担的义务而发起了詹金斯的耳朵战争。这场战争耗时八年之久，却未能损害西班牙的美洲帝国，反而进一步恶化了英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将西班牙推向更接近法国的一方。
奥地利继承战争爆发后，沃波尔对救援盟友仍然冷淡，直到1742年其政府垮台，乔治二世才积极推动英国对低地的保护。英国的干涉来得太晚，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几乎是孤身面对一个反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围网的攻击。法军在低地节节胜利，英国则试图迫使奥地利放弃对西里西亚的索求，也拒绝支持奥地利继续与普鲁士作战。最终，路易十五用相当宽松的条款和胜利者的姿态与英国议和，而英国被迫放弃了在海外已经取得的利益。奥地利继承战争已经说明，当英国的本土安全和与本土安全息息相关的低地受到威胁时，英国基于孤立主义和蓝海主义等倾向关注的殖民地、海权和商路利益都可能不得不被放弃。因为无论这些战略重点如何共存，保卫本土安全总是英国利益的核心。正如梅然教授所说，如果英国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更积极地支持奥地利，那么奥地利继承战争可能根本不会爆发，抑或以更有利于英国和奥地利的方式发生。
《被拖去解体的战舰无畏号》约瑟夫·透纳，1839年。
无论是从均势的角度，还是从本土安全的角度来说，英国在18世纪上半叶的外交选择都是灾难性的。没有强有力的英国支持，奥地利就不会对奥属尼德兰感到关注。而如果不能对奥属尼德兰表现出关注，英国就不能指望奥地利帮助其防守低地。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阻止奥地利的奥德斯坦公司都是一个败笔。这维护了英国的经济与殖民利益，却让奥属尼德兰对奥地利的经济价值进一步下降。一切战略错误导向了对英国而言堪称灾难的“逆转同盟”：奥地利有意放弃奥属尼德兰，法国有意与英国展开进一步的对抗，俄罗斯则有意谋取东普鲁士。一个在半个世纪前无法设想的同盟诞生了：奥地利与法国结盟，以夺取西里西亚，而用奥属尼德兰酬劳法国的协助。
七年战争对英国而言本身是不可接受的。这会使法国获得低地，并使得欧洲大陆上缺乏可以展开离岸平衡外交的伙伴。在1757年的时间点上，普鲁士是一个过于孱弱的小国，无法与法国、奥地利或俄罗斯相提并论。从英国本土的安全角度来看，获得再多的殖民地也无法与法国获取奥属尼德兰的威胁相冲抵。威廉·皮特采取的措施是对普鲁士提供了三心二意的支持，而专心与法国在殖民地进行战斗。若不是乔治二世的坚持，英国甚至不愿在汉诺威防卫上承担太多义务，反倒是普鲁士被迫为了汉诺威而战斗。若非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军事才干，英国的陆上盟国本应更早战败。此外，西班牙在1761年才犹豫地加入战争中，而法国本有可能更早拉拢同宗的西班牙参战。一旦如此，英国就必须承担保护葡萄牙的责任，并面对更强大的海军对手。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成为最大的赢家，几乎全因腓特烈二世超乎寻常的军事才能，亦即俄罗斯沙皇叶莉扎维塔·彼得罗夫娜的过世。否则，英国将在1763年面对一个更团结的法国－西班牙联盟，一个毫无陆上盟友的欧洲，一个占领了奥属尼德兰的法国，以及一个岌岌可危的汉诺威。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来自汉诺威的君主要英国为了汉诺威的利益而做出妥协，又会在英国国内引发新的政治波动。七年战争之所以爆发，既是因为英国未能成功执行均势政策，也是因为一系列不自洽和注重短期利益的战略选择。英国侥幸逃过一劫，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幸运所致。
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就不再拥有这种幸运，甚至面对一个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共同加入的联盟。1785年开始，荷兰的爱国者运动也让这个英国的传统盟国更加接近法国，若非普鲁士积极干涉，荷兰甚至可能进入法国的阵营中。如果七年战争有另一种不幸的结局，普鲁士被削弱、奥属尼德兰掌握在法国手中，那么法国就更有可能掌握荷兰，并避免彻底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大革命的爆发。那么，英国在18世纪的战略选择就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
作者: [英] 史蒂夫·平卡斯
译者: 聂永光
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2月
宪制、民族和均势：
“一战”与英国霸权的终结
自由国际主义是梅然教授关注的第三种与均势思想相对的英国外交倾向，这一倾向在维多利亚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同样并非历史的必然。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建立的是正统主义的欧洲，而非自由主义的欧洲。作为与拿破仑对抗的核心力量，英国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组建了捍卫正统原则的神圣联盟，并对复辟法国产生了吸引力。欧洲的这个君主制联盟极大地破坏了英国理想中的均势，因为英国版本的均势并非欧洲力量的均衡，而是英国之外欧洲力量的均衡。面对神圣同盟可能干涉西班牙，恢复其在美洲殖民地的威胁，英国甚至不得不支持詹姆斯·门罗的“门罗宣言”，呼吁“我们用新大陆来制衡旧大陆”。是1830年和1848年的两次革命改变了神圣同盟对欧洲的控制，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盲目和短视则让英国得以取得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否则英国将事实上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迫亲自下场与神圣同盟对垒。
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在海军和商业上已经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优势。但是，均势仍然是捉摸不定的。受控于所谓自由国际主义的舆论，英国部分政府和公共舆论相信自由主义的宪制民族政权将会实现更广泛的和平，并有助于英国的国家利益。这使得他们放纵拿破仑三世支持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击败奥地利帝国，将其势力范围驱逐到意大利之外。就如18世纪一样，奥地利的削弱直接牵动欧洲均衡的破坏。1866年，普鲁士在七周内击败了奥地利，扫清了统一德意志的道路。英国迟缓得未能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其后在拿破仑三世和普鲁士的战争中基本维持中立。短短5年时间里，普鲁士成功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孤立了新生的共和法国，使得中欧崛起一个足以彻底破坏欧洲均势的强权。
英国出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情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统一运动，使得外交决策受到影响。在这一期间，英国并没有真正将均势外交应用于欧洲大陆上。当俾斯麦尝试推动三皇同盟体系时，一个类似神圣同盟的框架再度复活，迫使英国不得不拉拢奥匈帝国在1878年对抗威胁科斯坦丁尼耶的俄罗斯帝国。随着德国的海军力量迅速逼近英国、德皇威廉二世公开呼吁殖民地，索要“阳光下的土地”，德国不仅威胁了欧洲的均势，而且直接威胁到英国对海权和殖民地的掌握。这样一来，英国成为德国的直接对手。
即便在英德矛盾已经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英国仍然受制于其国内政治，尝试仍然以离岸平衡的手段维持大陆的均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已经有很多的探讨，但一个普遍认识是，如果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明确向德国方面表示英国会加入战争，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很可能不会在1914年8月爆发。事实上，当英国最终对德国宣战的时候，德国方面深感震惊。在漫长的七月危机期间，英国自由党人中规模庞大的孤立主义者和自由国际主义者反对英国参与一场欧陆大战，使得爱德华·格雷始终只能以相对暧昧的措辞诱使德国主动发起进攻。随后，阿斯奎斯政府得以利用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名义参战，而不是履行其对法国的约定。
讽刺漫画《英法协约》（1915）。
英国取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这次世界大战也同时带来了英国霸权的落幕。梅然教授认为，英国在19世纪公众舆论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受到孤立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和蓝海主义三种与均势外交抵牾的政治思潮的影响，并在相互抵牾的外交目标之间淡化了均势原则，最终导致欧洲大陆局势的失衡。但是，笔者认为，在梅然教授论述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英国以“离岸平衡”为基础的欧洲均势路线的本质问题。
离岸平衡的理想假设是，英国可以通过财政援助和少量军事干预实现欧洲大陆的实力均衡，以避免一个强大的欧陆霸权国威胁到英国的安全。严格来说，这一设想实现要依赖的前提非常严苛：英国所支持的阵营必然是弱势方（如果是优势方，那么其实无需英国的支持）。而且，强势方与弱势方之间的实力差距，必须可以被财政支持或少量的直接军事干预所弥补。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空想：如果实力差距如此接近，事实上可以认为实力均衡本就接近实现，战争很难爆发。而一旦英国向弱势方提供足够的支持，即便是基于沉没成本的考虑，也将被卷入其或许不愿意参与的欧陆战争。
事实上，英国每一次成功打击霸权国的“均势行动”都包含了直接参与欧洲大陆上的大规模战斗。无论是在莱茵行宫选帝侯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还是后续的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都不得不派出大量陆军前往欧洲大陆协助盟友参战，不仅付出财政上的支出，更要承担军事损失。因此，英国置身事外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每当英国试图以巧妙的外交手段避免亲身成为欧洲博弈的一环时，英国都面对了更恶劣的外交形势。即便英国人幻想着某些民族独立的、基于宪制的自由国家将减缓欧洲战争对英国的威胁，这种幻想也往往被证明是泡影。
虽然英国的“均势大战略”被梅然教授证明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神话，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英国在17世纪后逐渐崛起为霸权国。梅然教授的著作其实并非否定英国在近代的成功，而是促使我们更进一步地思考英国获得成功的原因。很多时候，成功并非巧妙的外交行动或高明的战略决策所能囊括。所有的政治家都会犯错，笔者虽然致力于批评英国在不同阶段的重大外交错失，却并不代表同时期英国的竞争对手们就在外交上完美无缺——事实上他们同样受到种种盲目、信息不对称和战略误判的影响与损害。英国能够在诸多误判下取得战略优势，不可能仅仅依赖于运气，而必然是英国国家展现出了更强的容错性。在不列颠大战略神话的背后，促使英国拥有相对其欧洲同侪更强的财政汲取能力、债务信用和军事组织能力的原因，才是真正值得后人加以思考和研究的。这也正是梅然教授此著所应不破不立之要旨。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文：王子琛；编辑：李永博；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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